1966年9月份，我不满13岁，比自己年长8岁的姐姐带着比我小1岁的妹妹去了广州“革命大串联”。说好听的是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其实就是免费去旅游了。当然也参与北京红卫兵在广州街头剪牛仔裤、剁尖皮鞋、站岗、辩论等，比起表姐汪向东的“革命行动”我们就太不革命了。读了表姐的文章，我由衷佩服她们，并想起“信念就是力量”。   --刘靖

从北京走到延安

——我们的长征

汪向东

整好是四十年前的冬天，我们九个女同学从北京徒步走到延安，每次看电视节目崔永元的“我的长征”时，不能不对我们的长征回忆不止，对老公念叨，幸亏还有个老公。听到张丽亢说可以组织稿件，没问清楚先想到把我们的长征写出来，曾给广播电台写过其中一段，这次大概写一下全过程，作为备忘。

1966年八月开始的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后来据说火车挤得连行李架上，座椅下边，全都睡了人。不只是红卫兵，很多单位的“革命群众”、造反派，都参与了大串联。火车、轮船都是免费乘坐的，每个大城市的公交车也是免费，只有吃饭，要自己花钱和粮票。国家负担太重了，周总理接见了一支从大连徒步走到北京的红卫兵长征队，于是，徒步长征又开始了。如今每个“黄金周”，每年“春运”，未必赶得上当时的“风风火火下九州”的气势。但到“徒步”时，一同参加过火车、轮船串连的同学，有的被家长扣住，不许这样胡闹。我们长征队伍中有四个是一块火车串联过的，最小的刚十五岁，大的也不过十七岁，年龄上的“小”，是我们一路上最为自豪的，没有一支碰到的长征队伍是这么小的年龄。北方以走到延安为目标；南方，是以走到井冈山，韶山为目标；“朝圣”似的跋涉。不知道我的同学的父母怎么会放她们的，我的姥姥和妈妈、姨都曾在抗战爆发后离开被日寇占领的北平，从平西抗日根据地走到延安，或到华北，“文革”时已是她们打下的天下，条件好得多，没有理由反对我的“革命要求”。妈妈连夜给我织了一双毛袜子，买了新棉猴，新的解放球鞋，待我一个半月后回到北京，不消说，这一切全都成了破烂儿，实在太苦了！我的一生，包括插队，也没有那次那么苦。尽管一路上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也都是周总理安排好的。不由又要宕开一笔，前些年，社会流传了很多诋毁、诽谤总理的书，很多人以为是还总理以真实的面貌，只要有人对我讲，我都全力愤慨地与之辩论，甚至以后不再理那个人。我们亲身感受到总理在那个异常混乱的年代力挽狂澜，独立支撑局面，如今，看到年轻人仍然对总理怀有热诚，网上每到总理忌辰，总可以看到“中国最后一个完美的男人”之类的文章、照片和纪念回忆，国内外的，就非常欣慰，不必我再去面红耳赤地争论什么了，时间好像可以证明一切。

我们事先作了点准备，让住在学校的军宣队战士教给我们打背包，“三横压两竖”，后来我打这种背包非常老到，十足像个老八路，姐姐参加军训时，我给她打背包，见到的军人大为叹服。那位战士没有这样被一群花季少女包围、追问过，教得满头大汗，我们大都却还是混沌一片，尤其革命年代，对异性感觉甚迟钝。出发前，我们先到天安门广场，正对了毛主席像宣誓，有的同学提出要不要给周总理写封信，觉得我们自己实在太小了，总理不知道，希望总理知道了拦住我们。但是，终于什么也没做，上路了。第一个晚上我们宿营在卢沟桥，我被安排在紧挨墙的头一个铺位，我最好的两个同学紧挨了我，其他同学不知道如何排的，此后一路，只要九个人同一个炕睡，都是这样的顺序，直到插队，我还是在炕头的位置，炕尾的同学还没有感觉到热，我的褥子都已经烤的糊了。长征时，经常没有炕，睡在地铺上，草垫子而已，我的被子半铺半盖，上边压了棉猴，枕的是换洗的衣物，旁边的同学两个人把一床被子铺了当褥子，另一床被子合盖，搂着睡，比我暖和多了，但我不习惯那样，我的办法也是妈妈教给的。头一天走过来我的脚已经开始打泡，同学非常大方地，每天拔她的头发给我穿泡，让水顺着头发丝流出来，否则，第二天踩着泡走路会疼死。以后不断地血泡、水泡轮流打出来，连开玩笑的力气都没有。

那是滴水成冰的冬天，走在华北平原一无遮拦的公路上，狂风凛冽地横刮过来，刀削一样割脸。为了行李轻便，我们尽可能少带衣物，一个同学连大衣都没有穿，把手套塞在头巾迎风的一侧，勉强保护住脸，双手则抄在棉袄袖子里，刷刷地迈开双腿，毫无畏惧的样子，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勇气。记忆最深的是在良乡起来的早上，喝完粥缸子还没送到水管下边，粘稠的粥汤已经冻得成了冰。假如受不了，掉下眼泪，也一定是冰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有两个同学到处找瓦罐，是晚上小便用的，早上再出去倒入厕所。这样的事我也没干过，都是两个个子小的同学积极地干，嘻嘻哈哈地，开始很不好意思，以后就必须得找。其中一个同学已去世两年多了。公路上常可以碰到别的长征队，最亲切的是一支来自长春地质学院的老教师长征队，他们叫我们“小太阳”，我们叫他们“老太阳”。头一个大城市保定遥遥在望时，我和另一个同学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最年轻的一个“老太阳”从后边推着我们的背包愣是把我们推进了接待站，我们立刻躺倒在背包上。到石家庄参观烈士陵园时，我买了一个心里美萝卜吃，坏了事，开始拉痢疾，走过一个部队驻地时，大家陪我进去求医，解放军医生用针管给我满脚的泡抽水，开了很多四环素，黄连素，我只吃了一天就好了。军人们端出大盆的饺子请我们吃，一个同学过于伶牙俐齿，说：“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也有啊！”军人们大笑说：“你们跟我们还讲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饺子好像终于没吃，后来大家颇怪那个同学，因为一路吃得越来越坏，再想饺子可不得了，连馒头都见不到，玉米面窝头、高粱米饭、豆子杂粮，干干巴巴，见不到油星。有几个上海学生要求至少给他们吃点馒头，并不要求米饭，我们很不以为然，觉得上海人太娇气了，还是男生呢，长征就是要吃苦的。

所有的岔路口都有前边走过的长征队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各式路标、箭头、和鼓舞人心的口号标语：“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豪迈，如今看到城里的民工，脏兮兮的样子，活像我们当年的模样。只不过我们自己互相看，顾不上评论。过了河北井陉，就开始进入大山，吃一支雪花梨，便后边的人几乎顶着前边人的脚似的向上爬。每天翻山越岭，开始觉得上山比下山累，后来觉得下山比上山难，我的大脚趾头生生地就在无数次下山时顶的淤血成紫色，最后脱落，另长出了新的指甲。再后来，既怕爬山也怕走平路。爬山很出数，最多的一天可以走出一百里路。平路则不然，长长的公路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头。走在前边的人向老乡打听到某村还有多远，回答总是“一骨节！”大家以为不远，信心陡生。孰知走了很久再问，回答仍然是“一骨节！”这“一骨节”究竟是多远，是几里还是几十里，太没谱了。后边的人央求前边的别再问了，咬着牙走吧。就像咱们现在要问，离共产主义还有多远，也是“一骨节”，所以别问，咬着牙往前奔就是。后来发现大城市快到时出现了里程碑，公路再长，每走一段就有一块碑说明多少公里我们已经走过去了，从书本中学到的象征性的名词，这会儿可是实实在在的埋在公路旁边的一块块刻有数字的石碑，是我们的希望之碑。

诗意也是有的，娘子关清冽的山泉，阳泉煤矿井下体验，而且在矿上我们吃得比农村好多了：玉米面发糕。农村的老乡真把我们当成老八路，早上离开时，给大家背包里塞上黑枣，柿子饼。有位老太太隔着山沟大叫，让我们去她家休息，我们当然知道绕过山沟可不是玩的，委婉地谢绝她。小孩子向我们要印了毛主席和林彪语录的小卡片，这都是事先带好的，要到后高兴地躺在山沟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毛主席在总结长征时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就是这些。我们绕路去大寨，可是不大好，当时被怀疑的东西太多，曾经很榜样的都有点灰溜溜，只见到了一位老英雄贾进才，当时还不太知道的名字。还绕路去过别的英雄人物家乡，最惨的是刘胡兰的家乡，她的继母正在被怀疑是出卖她的人，被很多红卫兵包围，躲在炕上不敢出来。我们没有时间弄清这些，北京的政局更为吃紧。沿路有红卫兵通讯员骑着自行车传递消息，告诉大家“陶铸被揪出来了！”当时陶铸是排在林彪、周总理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他被“揪”出来之后，就没有谁还可以不被“揪”出来，最后只剩了“四人帮”。也是前些年，很多人质疑周总理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揪”出来。文革中，不止一次有人想把周总理打倒，马上，中南海红墙上边会出现同墙一样高的黑体字的巨型标语：“谁敢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砸烂他的狗头”，看起来民意之强烈，如同历史大潮。至于“四·五”运动，更不必说了。当然，分析刘少奇为什么打倒的很容易，从群众和各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的程度，接触的多少，家庭背景等，也可以对比出不少原因。如今有的省长赴任根本不带家属，不乏历史教训吧？

有时九个人睡一个炕实在太挤，一个同学竟然把被子放到地上打起地铺。没有正式选过队长，是自发产生的。每到接待站，我肯定是半死不活地马上躺在地上靠在背包上，完全不管地面有多凉。两个同学马上联系住宿，吃饭，收取钱和粮票，她们自然就成为队长，一个至今仍同我有联系，插队是同一个村的，后来上了工农兵大学。另一个去陕西插队，后来当了兵，那时十七岁，比我们大，身体也好，走多少路也不累的样子，她是非“红五类”出身，算职员吧，不能带红卫兵袖章，但并不自卑，组织能力很强，本来就是班干部。在地上打地铺的就是她。队旗从来没让我打过，大家轮流打时，也不轮我，偶尔我精神特别好，主动打旗子，很快同学就抢走了。有一次过河，我不小心滑倒在水里，马上爬起来，棉猴背上也马上结了冰。我出汗厉害，每天出的汗把毛衣、棉袄、棉猴统统湿透，背包是有塑料布裹在最外边的，否则也会被汗浸湿没法睡了。毛衣是红色的，自然所有别的衣服也都染成为红色，连同棉猴。没办法洗澡，我们只在阳泉找到澡堂子洗过一次澡。缺水厉害时，一个同学用饭盒装了一点水，沾着擦脸和手的每一个指头，很被我们耻笑。在延安“四·八”烈士纪念碑我们留了唯一一张合影，我黑得像个猴子。回到家后，我头发里边全是虱子，背包不让进屋，扔在外边，姐姐按照妈妈的嘱咐，把我的头发全部洗后放什么硫磺之类的东西，再包上毛巾薰。不过，我能回到家，已是分外的惊喜，姥姥一直说我不是冻死，就是被狼吃掉了。妈妈计算我们的行程，提前把信寄到每一个可能有接待站的城市，比如太原，但我们没有走太原，从榆次就奔黄河了，她们根本得不到我们的任何消息。

我们好像是在延水关过的黄河，山西和陕西之间黄河有两个渡口，另一个是军渡。头一天我们就分住在黄河船工的家里。至今，我想，过黄河还得是船工们摇桨，喊着号子，把人摆渡过去，再让所有的人帮助拉纤把船拉回上游。别去想列宾的油画《伏尔加船夫》，伏尔加河是在伏尔加平原上奔流的，黄河可不同，是劈开绵长陡峭凌厉的大山脉，直泻南方的。即使在数九寒冬，黄河的水依然奔腾不息，不可能封冻。船工们的号子决不是“做秀”，那是人同自然的狂野蛮力做的拼死搏斗，听起来就不像是人发出的吼叫，十几名船工的声音整齐划一好像一个人喊出来的，愤怒，粗犷，惊心动魄，坐在船帮下边的我们十几个人的小命就托付给了他们的怒吼和奋力摇动的臂膀、身躯。我还没见过有中国画家或音乐家像俄罗斯艺术家一样，为黄河船工做过画和音乐，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也写不出他们的劳动声貌。过完黄河，大家都去拉纤，在悬崖陡壁下边早已凿和走出了一条纤道，为首的是两个军队院校的大学生，他们一路帮助带着两个十六岁的女红卫兵，和我们大致同路，但那两个女孩的背包总是在两个军人的背上背着，让我们理所当然地看不起。粗大的纤绳挎在打头人的肩上，我们都紧握住自己的一段向前走，绳子绷得很紧，黄河的水流力有多大，我们的力就得有多大，更大，否则没办法把渡船拉到返回对岸的位置。纤道是一块块巨石，窄又险，有的地方还凹进去紧贴住悬崖，我的一个同学在两块巨石之间突然踏空，本能地抓紧纤绳，人悬吊在空中，仅几秒的瞬间，又随着纤绳回到了另一块巨石上，大家都本能地惊叫起来。她那时要是掉入黄河，我今天就不会有背着跑来跑去的大挎包了。

过了黄河一路就比较轻松地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宝塔山，延河水，冬天一切都是苍凉的。我们被安排在桥儿沟拖拉机站住宿，因为从不知道这个地方，很有点失望，回家后对姨说起，她马上问：“桥儿沟的天主教堂还在吗？”可见延安并不只有宝塔山，正如北京并不只有天安门。我们每天都出发去“朝拜”一个地方，凤凰山，杨家岭，还有别的党中央住过的地方，如果现在再去，肯定会有很多说明，那时很少，而且每个地方都要我们来回走很多路，等于小长征，没有公交车。对于“四·八”烈士陵园记忆比较深刻，十几年好不容易被国民党释放坐飞机返回延安的王若飞和他的舅舅、秦邦宪等人的，飞机撞上山头失事，他们牺牲，就像《红岩》写的烈士们牺牲在已经解放了的国家一样。“黑茶山顶，延水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记得是谁写的诗，我们在纪念碑前合影。大概从桥儿沟走到宝塔山不近，我们没有背景是宝塔山的合影。姥姥的诗中多次写道：“来到延安似封侯”，“革命原不为封侯”，对于当时很多人因为到过延安沾沾自喜，炫示于人，不大以为然。周总理的侄子被逼到延安插队，参了军又被总理强迫脱下军装回延安插队，修渠劳动到吐血，被农民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水利系，总理让他学完仍然回延安，把他气的发疯，说总理要是不死他还不能留在北京。因为这个侄子和姐姐在同一公社插队，和我们认识，有人说总理建国后再也没回过延安，并且不信他的侄子回去过，我简直气的无以言传，只好不理他。

同学中有人想再走回北京，我强烈反对，一路上，大概太累，我说话很少，这篇回忆中但凡有“我们说”的，全是我的同学的话，这次我可是不得不“强烈”起来，告诉大家，如果没钱，回北京的路费我给出，其实我的钱当然也是父母的。但形成坐车回京的决议后，没有人真的让我出钱。我们坐卡车从延安到铜川，再从铜川坐什么车到西安，从西安，当然就是坐火车回到家。我到家是个早上，家人还没起床，母亲和姥姥不相信我回来了，姐姐把我的脏而且破的背包拿给她们看，才被相信。长征之后，我原先总是黄黄的小脸变得发红，姥姥说是锻炼好了，其实大概是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过了十年，被听出来，已是中期。

我们的队名叫“全无敌”，很是可笑，大人说，我们只能对一笸箩窝头“全无敌”。毛主席还有句话很流行，大意是：“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年轻人最讲究的是狂妄。”他老人家实在是造反派的祖师爷，说的话大多有煽动性，建国十七年好不容易长大起来的年轻人，听了他的话，不搞文革，才是怪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毛主席年轻时是这样遵从亚圣教诲的，他自己在文革中也说过，中国是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七八月，还有过“最高指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岁的青年，经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所以，后来有一首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称第三次大战是“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战斗。这些在当时是鼓舞我们走那样一个长征的精神动力。近几年的“黄金周”有很多年轻人做冒险自助徒步旅游，不惜牺牲生命，还因为人类有这样一个需求，看马可·波罗展时，有一段格言大意道：“只有奇迹才能使冗长的人生变得可以忍受。”冒险是人的天性之一，没有奇迹，没有更大的人生寄托，人真的会由于生命太冗长而发疯。“人生处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们的长征队中，还有几个可以圈点的人，一个同学的爸爸在两年以后红极一时，陪着毛主席接见外宾除了周总理就是她爸爸，于是，插队一年她就当兵走了。她爸爸去世时，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还好，是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盖棺论定，这个同学为人豪爽大方，讲义气，但现在联系不上。一个同学的弟弟在谈恋爱问题上，同父母争吵，把父母、住在家里的亲戚全都杀光，公安局蹲守，他居然还回去取东西，被捕，这在七十年代的北京，应当是个大案，这个同学仍在山西，不愿和我们联系，更不愿提弟弟的事。可见大量杀人，杀亲人的凶案并非现在才特别多起来，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如今传媒发达，从前不易传播开的东西，如今一上网，便天下周知。一个同学的丈夫，如今是著名军事节目主持人，当初他们二人认识，结婚，生子时，同学有点“下嫁”的意思，世事难料。有一个名人丈夫是件很麻烦的事，我因当他们生子时早已去她家见过，多年后在电视上认出来，问她，道：“就是！”而知道，见她并不愿意多说，不及多年前丈夫无名时说得多，很多随“名”而来的事令她不高兴，我也不愿同她联系，让她为难。

       2006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