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半年……（三）   北婴

这大半年的另一件事是我结束了十年的郊区生活，卖掉了崭新的公寓，搬回市区来了。

1998年，因为儿女长大，家里住房紧张，我借钱买了市郊莘庄的房子，搬到郊区乡下安下了家。十年里用七年还清了贷款按揭，三次卖出买进房子，差不多三年搬一次家，房子次次升级，最后卖出的三室两厅得款，差不多可以在中环买一套两室两厅十年房龄的二手房了。想到渐渐年老，一个人住在郊区女儿担心距离远照顾不便，屡次要我搬到她旁边住，于是趁房价还没大跌毅然卖掉了我的加利福尼亚！（实在可惜！我真喜欢那房子）。大热天里搬到了那个百里洋场的古北新区，结束了十年莘庄的郊区生活。

新搬的地方说实话不喜欢，生活方便、出门就是时尚商店，但我不需要逛商店。隔壁、楼上都是日本人，彬彬有礼却没有邻里乡亲感。晚上窗外先听到的是一片英语交谈，再听到的是一片河南口音的说笑，侨居的洋人和打工的同胞华洋杂处在这片小小的开发区里。街上灌进耳朵的常常都是韩语、日语、英语和台湾普通话。晚上看戏回来迎面碰上的是下班的菲律宾女佣。商店里、饭馆里，东西都比别处贵，就连家乐福的价格也比别的家乐福贵一些，这实在不是我这个退休老人的天堂。

女儿隔三差五带我去不同的饭馆吃饭，让我尝遍日本、韩国、泰式、台式、意式、法式的美食，她说你根本不必做饭，就到这里的日本食堂吃饭得了。这其实是她的标准，而我，说实话我还是愿意自己煮简单、健康、便宜的早中晚三餐。毕竟我要计算我的钱袋子，也不愿老是打女儿家秋风，否则女婿会怎么看这位丈母娘！

孙子渐渐长大，需要我常去看看，儿子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媳妇想让我一起住，以便她恢复上班后我可以帮她监督保姆带孩子。这也不是我的意愿，但身为祖母，不可不尽义务。趁我还没有老到爬不动，旁边照看一下总应该吧，何况也不是很久，3岁就可以进幼儿园了。

我是个身体好到从来不觉得累的人，老虽老了自己也不觉得老。可这大半年忽然就觉得累了！身体累、心也累，我大概感觉到老了！首先目力不济了，检查一下眼底尚好，可有了轻度白内障，真的是老了！其次，我一生很少睡午觉，没有这个习惯。这大半年午饭后开始犯睏了，确实是老了！快七十岁的人了，哪能不老？其实别人早就看你是老太太了。我的学生不叫我李老师，就叫我李奶奶，我也欣然接受。

我一直在想，到底如何养老好？我很想尝试一下养老院，儿女无论如何不同意，可我实在不愿意把服侍老态龙钟的我的重担放在儿女身上。好在我看好的养老院可以试住，住进去不满意也可以退出去，要不要去试试？

那是在七十岁的计划，还有四年可以考虑，2010年当我停止一切外面的活动后再从容计议吧。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郑洁和晏紫穿着一红一金的鸳鸯鞋和一黑一白的鸳鸯袜比赛时，不禁眼前一亮，为她们的大胆和时尚叫好。别人告诉我这种鸳鸯鞋已经时兴了一阵子了，只是如我等落后于时代潮流之人士，对时尚太不关心了。这下好了，有电视的广泛传播，由奥运明星的招牌效应，可以说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我预计这会很快形成为一个新的潮流。

                               
       这个新潮流真是太好了，既勤俭节约又环保。今后，你的鞋或者袜子如果坏了一只，千万不要把另一只扔了，可以随便找一只来配对穿。颜色和式样相近的叫做和谐美，不相近的叫做视觉冲击，反正怎么穿都有理。

        如果我是个鞋店老板，从今天起鞋就不论双卖了，拆成单只卖，你想怎么配都行，只买一只也没问题，反正剩下的不愁卖不出去，这样既能满足广大时尚人士的需要，还给残疾朋友带来了方便，多好啊！谁开鞋店？我把这个金点子免费送给他，保他从此生意兴隆。

       继续放开思路，还可以发展出鸳鸯手套、鸳鸯耳环、等等等等。总之，所有成双成对的东西，丢了一只或坏了一只都可以变成鸳鸯某某，继续使用。好好算笔账，全中国、全世界，那将节约多少资源？对保护环境有多少好处啊？ 我认为，这是北京2008奥运会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本人虽然有点老古板，但这一次我举双手、双脚（戴这不一样的手套，穿着不一样的袜子和鞋）大力支持！！

奥运在咱家门口热热闹闹好几天了，我很想掺和一把，可总不得机会。报名想当个志愿者吧，人家还不要。只好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抖漏抖漏，尽量跟体育沾上点边。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体育比赛，我也不例外。尽管只是个体育天赋平平的人，但我也参加过班级的、学校的、单位的、军区的多次比赛，而且是长跑、短跑、游泳、射击、跳远什么都参加过，简直是全能运动员！不光是参加，我也得过冠军，我也拿到过金牌。忘了是谁说过：“体育是很残酷的，辉煌之后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记得是在小学四年级，我被选拔参加了学校射击队，代表铁路七小参加西城区小学射击比赛，记得是在官园体育场，人山人海，来了很多人。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竟然幸运的碰到了我的“埃蒙斯”（是上届奥运会那个最后一枪打到别人靶上的埃蒙斯）！

我们是十米气枪比赛，不分男女，每人五发子弹。我当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沉着、冷静地一枪、两枪，打完第四枪还很正常，可第五枪一扣扳机，就听教练在旁边小声说：“你的靶上好像有六个洞。”我仔细一看，真的！怎么多出来一个枪眼？一定是打最后一枪时哪个眼睛长歪了的家伙把子弹打到我的靶上了！（那时我的眼睛还很好，十米之外基本上能看清楚那些枪眼，行话叫弹着点。）

我很紧张，教练也很紧张，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成绩要等所有人都打完了才公布。我们不知道别人都打得怎么样，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如果减去一个最低环，我的成绩就很好，但如果是减去一个最高环，我就惨了。当时我真恨那个眼睛长歪了的家伙。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减去最低环，因为多了一个眼儿不是我的错。就这么忐忑地等着，等着……

最后成绩一公布，我得了个人第一名！我们学校得了团体第一名！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家伙打在我靶子上的是几环，是我自己打得好呢，还是他送给了我一个好成绩。更加幸运的是，我和第二名的成绩是相同的环数（那时不计算零点几环，只算整数），都是35环，只因为去掉了最差的一枪后我比他的弹着点集中，所以判给我第一名。出师大捷，我得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冠军。别以为这只是个小比赛，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登了这条消息，虽然只有豆腐块那么大，但登了我们学校的大名和我的大名，不信可以去查，1962年，几月几日记不清了。

后来又参加了几次小的比赛，成绩都不错，最后一次，是西城区的中学生小口径步枪比赛，特邀我们小学冠军队去“荣誉出演”。就在这一次我的成绩出奇的糟糕，回来开总结会，大家把我好一顿批判，有人说我骄傲自满，有人说我锦标主义，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锦标主义”，只觉得非常委屈，低着头小声辩解着：“那天我有点看不清靶。”过了没多久，我发现自己上课连黑板也看不清了，一检查才知道得了近视眼。于是我成了“四眼儿”，告别了靶场，结束了我短暂的射击生涯。

第二次辉煌是99年，我所在的部机关第一次举行游泳比赛，我报了女子50米蛙泳和自由泳，按年龄分为四个组，我当时48岁，参加的是46岁以上的最高年龄组，结果荣获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这和我一直坚持锻炼是分不开的。文革虽然使我们中断了学业，但却没有中断游泳。在杨家湾插队时，我们曾和男社员一起在延河的洪水里劈波斩浪，名扬四方。后来参军到了衡阳，为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部队每年都派出一个方阵参加市里组织的横渡湘江活动，于是每年夏天我们几个会游泳的就被从百忙中抽出来，进行游泳训练。

这个训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地方的方阵都是穿着游泳衣，我们部队却要武装泅渡，穿者全套的军装，把衣袖、裤腿挽上去，腰里系着武装带，背着水壶、凉鞋，队伍还要排得横竖都对齐，中间还得喊口号，所以技术一般的人士参加不了游泳队的。别看我们游泳队人不多，还真有“大腕”，八一体工队退役的专业运动员，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游泳技术不提高那才怪呢。

只是好景不长，以后部里又举行过几届游泳比赛，我仍然每次都掺合，但成绩却每况愈下，游同样的距离用的时间越来越长，名次越来越往后挪，上一次比赛已经被挤到第五名了。没办法，这就叫年龄不饶人。

    幸运的是，这个游泳比赛只有第一届颁发了金光闪闪的奖牌（当然是假的），以后就变成了更加实用的锅碗瓢盆物质奖励。所以我这两枚奖牌虽然含金量有限，却成了唯一，因此变得十分宝贵。我准备等以后有了孙子，再拿出来好好展示一下，让他知道，别看奶奶现在糊里糊涂，当年也是很威猛的。对，一定要在他刚刚懂得金牌很重要，但还不懂什么是含金量的时候给他展示。呵呵，就这么定了。

    虽然辉煌都会以失败告终，但以后只要有机会我还会继续掺合，直到一败涂地。

2004年回村时见到的三汉

又见三汉

       杨家湾有四兄弟：大汉、二汉、三汉和四汉，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单于、蒙古王爷、突厥公主、回鹘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儿的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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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黧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这年春早，一冬天雪少。立了春又是一点一滴的雨雪没落。快到播种的时候，地里干得冒烟。干得冒烟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阵风来．把田里的黄尘刮起．真的冒起一阵黄烟儿。我们这时候已经很有点劳动人民的感情，真为播不下种子．或者耽误了农时而发愁。可村里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我们知识青年愁得厉害．他们每天照常上山去犁那些冒烟儿的地。眼见得节气就剩两三天了，村里人还是照样。我沉不住气，很想找人问问。这几天上山受苦，我和一头牛分给三汉，我牵牛，牛拉犁。三汉赶牛和我。犁一天冒烟儿的地，三汉挣十二分，是最好的劳力才能挣的最高分。牛挣一顿草料和两把黑豆，我挣三汉的一半不到：四分半。我们三个当时一定都觉得挺公平．因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歇歇儿的时候，我问三汉老不下雨怎么办，他露出一对虎牙，暧昧地笑着说：“他下呀，他下呀。”这个“他”显然是指老天爷吧，可三汉怎么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呢？再问也问不出第二句话来。这天夜里，当真就下了一场透透儿的雨。第二天起，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滚打，把种子全种下了地。等喘过气来，我又去问三汉：“你咋知道会下雨？”他一下没明白，问我：“我咋知道会下雨？”我说：“你说他下呀，他下呀，他咋果然就下了呢？”这回三汉听明白了，虎牙又露出来，红着脸说：“球实哩，我知道个球实哩。我只知道老天爷不能把人往死里饿哇，他不下咋？他得下哩嘛！”我为三汉着超级智慧而目瞪口呆，一时有又点儿拿不准这到底是不是智慧。就像我后来又有点儿拿不准二汉婆姨说“哪辈子没有样人”的时候，到底是信念坚定还是痛苦太多以后的麻木一样。但有一点我会意出来了：乐天知命是一种品质，是生产方式落后和命运悲惨的人们的特征。渊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这种东西最有利于安定团结。中国老百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最热爱和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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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点点的书《红色家族档案》中对我们插队时村里的一个名叫三汉的青年的描写。
       
       以下是我在2004年，时隔三十多年后回村探望后写下的日记中的一段：
       这次我们回村，肯定是想看看四条汉子的。
       如今的四条汉子是什么样？
       大汉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直在外做生意，前些年好象做的还不错，赚了点钱。可听说后来赔了个底掉，现在住在西安，六十多岁了，身无分文却还在想着发财，无奈既无本钱又无本事，剩的就只有胡吹乱侃了。
       二汉早就故去了。婆姨改嫁给一个工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奇怪的是她多少年就没离开杨家湾，村里人还是叫她二汉婆姨，而那工人退休后却回了湖南老家，现在两地分居。婆姨的窑里挂着二汉的大照片，而那工人的照片小小的，被挤在角落里。
       三汉和四汉是我们见到的。老啦，三汉的头发快掉光了，皮肤更加黎黑，敢说比非洲某些不甚黑的人种还黑，那口洁白的牙齿也早就没了踪影。四汉的牙跟三汉有一拼，没剩几个了。就眼前这两个老汉的形象，说破大天也跟那本书里的描写联系不到一起呀。
       见三汉是在他承包的大棚里。县里今年推广大棚种西瓜，杨家湾搞了三十多个大棚，动员村民出来承包，三汉承包了一个。承包户们对西瓜真可谓精心照料，我们在那儿的两天就亲眼看见他们从早到晚的在大棚里忙碌。西瓜长的也真不错，苗长得一人多高，碗大的西瓜挂在架上，说是再有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了。可是钻进三汉的棚，情景就有点不对劲了，跟前的西瓜苗又稀又小，一副萎靡不振的熊样。三汉不好意思地笑，说往里边有西瓜长出来了。我还真往里去了，可到了也没找到一个西瓜。三十多个大棚数随娃家的西瓜长的最好，我问随娃三汉的西瓜为什么没长好，随娃说：“他鸡粪上大了。”看来养西瓜跟养孩子一个道理，过分溺爱都是不行的。
       村长对三汉的评价是：他接受新事物可快了，不论上面闹个啥新东西，他都是最快接受的，可就是一闹就半途而废，常是个没结果。
       说起三汉接受新事物，那还真是。
       一九六九年我们到村里时，这地方那叫一个闭塞，村里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根本无从知道。村里有的老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火车是什么样子？更没人见过。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我们跟他们吹牛：知道火车是怎么跑的吗？是竖着跑的！
       当时三汉年轻力壮，是队里干活的好手。我们到村里后的第一年庄稼收成好，分红时三汉是得钱最多的，分到10元人民币！可别小看这10元钱，那时候的10元钱足以让全村人眼红。不信算算看，全村最壮的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10个工分值人民币8分钱，刨掉冬季农闲3个月，就算你以后出满工也就270天了，270天满打满算挣的工分乘以8，多少？21元6角。一年两次分红，21元6角再除以2，多少？10元零8角。所以，你必须是壮劳力，还必须出满工，才能挣到10元钱。而我们队能挣到一天10分的人充其量也就五、六个。你说那10元钱能不让人眼红吗？
       就是那次分红后没几天，三汉失踪了。过了两天，三汉又回来了。接着，村里爆出一个特大新闻，三汉去看火车了！原来，三汉揣上10元人民币，跑到离村子五、六百里地以外一个有火车的地方，蹲在铁路边，直把火车看了个美。
       三汉的壮举在村里镇倒了一帮年轻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二杆子！一年的钱去看一趟火车，咋是不想过日子了？
       这就是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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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08年，我又踏上了回村的路。这次回村时间紧，只有半天。但是时间再紧，我也要上山，因为那儿是当年我们“战天斗地”的重要战场啊！
       如今陕北的山真的与我们当时在那里时不一样了，退耕还林使黄土高原改变了颜色，山上长满了绿草，甚至高大的树木。一路上一边感叹着陕北的变化，一边吃着随手从树上摘来的果子，甚是惬意。
       隔着一个山包上，花花绿绿的一片花圈引起我的注意，从花圈的完好上看，那是一座新坟，坟头上高高的插着一只幡，中间一个大纸鹤头冲着天，寓意着墓主人已经驾鹤西去。我想：这是谁家的？从花圈的数量上看是一位老人，子女不少。
       回到山下，与老乡聊天中我想起了山上的新坟便问那是谁？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三汉！
       这个世界，人来了，又走了，本是极正常的事情。但是每当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离去时，我们都会发出一声叹息，尤其是离去的人年龄尚轻。想到三汉已经永远的睡在土地中，却觉得他仍然活生生的在我眼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这个世界，不论是声名显赫，还是一介草民；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富贵，还是贫穷；最后的归途都是一个球样。
       不知道你我在外边晃荡的日子还有多少？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狐悲吧。

人人都爱老大哥

       早上发现我家汽车两个轮胎都瘪了只好去修。修车人说胎是人故意扎的。我问怎见得？他说路面上有东西扎，漏气都在车胎接地面，一般不会两个胎一起漏更不会都漏在侧面。我听这话有理就回大院找管理处说。他们说好办好办，我们有24小时监控录像调出来一看就知道有没有人干坏事。
       记得离1984年还好几年时我看过一本书叫《1984年》，后来知道是著名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由英籍印度人奥威尔写的那本。书说到1984年全世界只剩三个国家：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为维持国内稳定争夺资源相互之间轮番战争。其中由“老大哥”统治的大洋国最牛，因为这国家用一种神秘监视系统严密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后来真到了1984年世界并没变成那样儿。甚至到了1989年也没成哪样儿。不过进了新世纪，先是些弄电视的人忍不住想试验人心就照这书策划出一电视节目叫《老大哥》，把十几个男男女女关在一透明屋子里明争暗斗，24小时监视录像包括厕所卧室里一切隐私行为每晚浓缩成一小时向全世界播出。电视观众人人能当老大哥，挑出自己不喜欢的，最后剩下谁就是优胜者名利双收。《老大哥》一炮走红，不光因为游戏规则深入人心，更因跨国运营模式为全球仿效者带来巨大收益。短短时间内，澳大利亚、美、德、法、丹麦等18个国家都出各自不同版本，只要出炉就都能在各自国家高居收视率榜首。后来九·一一，纽约世贸大楼倒了，这事就不只停留在娱乐层面，无所不在的监视系统随着反恐需要和技术普及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还在其后的反恐行为如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立下汗马功劳。随着咱大国崛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也遍地开花。据说安装足够监视系统已经成咱国许多地方政府迎奥运的实际行动。
       老高老魏都是我多年好友。近来老魏忽然衣着光鲜，踌躇满志，四下里非请人吃饭不可。我去了吃人家饭不好什么闲话都不说，就说你知道吗？老高最近很发达，老魏问缘由，我说老高弄了那么多年食品安全的电脑数据模型，一直惨淡经营，最近借奥运东风，食品安全提到重中之重，中央下死命令保奥运，尤其不能让恐怖分子在食品安全上钻空子。此项内容列入各级官员效绩考核，结果当然立竿见影，各地政府阳奉阴不违，纷纷出重金买他服务。最近老高公司严重扩张，写字楼办公室都换了，据说落地窗玻璃全露到脚面，要找老高可没原来容易，甭管手机座机，都是甜甜女声客气问你有什么事，不是转告就留言……。老魏听了笑，我说你不用笑，我已给老高留言说他这是发“国难财”。没想到老魏对我们所有来吃他饭的人大声宣告说，老高那算什么？我可接了比他还大的政府单。众人马上停止聊闲事儿，只顾七嘴八舌问老魏是什么项目。老魏诗人出身一向头脑清楚言简意赅，三句两句外带押点小韵就说清楚他们公司要到咱国家主要二线城市安装电子监控系统（听说一线城市均已胜利完工。）所有公共场所都按：从机场到车站，从地铁（如果有的话）到酒店，从酒吧到饭馆，从监狱到戏院电影院，从中心到三环，外带街道、小区、幼儿园……，明令禁止装监控系统的地界儿只剩下公共澡堂子和洗手间。总之不把一个城市弄得完全尽收眼底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大家听罢都替老魏高兴，但一时间说话的人明显然减少，我估计是都替老魏算帐能赚多少钱呢。其实这么大工程不算也罢，连施工带设备，就算把贪污腐败都捎带上老魏剩下的利润也肯定不少。大家算了一阵大概也没太算清楚，也不好问太仔细就都虚着说老魏今后得多请吃饭，老魏说那当然那当然，态度比谁都诚恳。
       还是回来说我那车胎的事。大院管安全的打电话跟我说他们负责任地看了录像，可就是没看见有人扎我轮胎。为证明此言不虚还说出最近我什么时候动的车，什么时候出院门，什么时候回来车停哪儿，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全一清二楚丝毫不差。我心服口服心有余悸把这话告修车的，他却不紧不慢说他们就算真看见有人扎你车胎也不能告诉你啊。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要负责任哪，除非你没交他们停车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想起每年交四位数的巨额停车费，我就又回去找大院并把修车人的话告安全员。他说你要不信自己来看。我说好，我还真去。他说好，我还真等你。说是说到现在还是没去。一是多少有点不愿耗那几个小时，二是要真发现不了坏人再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不更麻烦？但从此添了心病，每回进大院虽然并不想扎人车胎但想到监视录像头无处不在就浑身不爽，甚至不知不觉像干坏事一样东躲西藏鬼鬼祟祟，虽然自己车胎被扎是受害一方，可想到人人都能像“老大哥”一样通过监视系统发现他人的不轨或不堪，心中并不怎么快乐。
       奥威尔的《1984年》中，主人公温斯顿曾在潜意识里抗拒所有对行为和思想的控制。但他最终在现实面前失败。临终时他不仅心甘情愿否定自己还真情实意爱上了老大哥……。虽然对极权控制并不陌生，但我还是在读完这本小说时脊梁后面冷飕飕。记得那句最吓人的话是：“老大哥看着你哪。”
       谁能想到，奥威尔当年对极权主义的恐怖想象，如今在整个文明世界因保安和反恐需要变成现实。他深恶痛绝的老大哥手段堂而皇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为活命，人类真的需要心甘情愿否定自己并真心实意爱上老大哥吗？

 
《1984年》书影 作者 奥威尔

 陈丹青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

因写到美国兵汤米的小故事，弟弟告诉我，那年首场海湾战争，鲍威尔寻求欧洲列强支持的演词中说过一句话：“除了请贵国为埋葬美国子弟兵划拨土地，我们别无所求。”这是真的。欧洲，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大大小小的美军坟场——那时，作家周涛先生关于中国西部大沙漠辟为世界坟场的惊人动议，尚未提出。

人皆有死，怎样死？曾在纽约看一部长纪录片，导演的镜头历时数年追踪几位将死之人，揭示一场静悄悄的民间“革命”：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厌惧病房里插满管子走入冥界的冷漠过程，于是实行人类古老的传统：在自己家里死。此刻记得两例：一是中年女作家，患癌症，镜头拍摄丈夫与她日常会友、谈笑、拌嘴、念诗……医疗是上门服务，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死期将近。终于，她的尸体被裹在布中从花园玻璃厅后门给抬出去，丈夫尾随着，忽然下泪，说：“她从没这么乖呢”，因她生前是个爱辩论的女子。另一例是边远小镇老牛仔，八九十岁，如中国乡村旧习，棺木早已备妥，停在后院，儿子时常推着轮椅送他到寿材前，瞧一瞧，摸一摸。大限将至，镇上中学举办仪式，给他打扮起来：领结、礼帽、金色绶带，扶他高坐19世纪老式马车，车后拖着那棺材，全镇*****一圈，击鼓奏乐，还有球场啦啦队女孩踢着大腿，舞弄花簇，跳跳唱唱，博老人一笑：这老者并非当地显要，不过是寿数最高的人。下一镜头，便是落葬。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兼及生者的感受。近时读到国中第一例注射死刑的专稿，是为人权细则之一：中国进步了。不过获判死刑者毕竟稀少，大多数人的死法，总是问题。现代医疗先进，只要经济允许，十九会去病房走那最后一程，其实死者及亲友苦不堪言。怎样苦法，惟亲历者知，不赘说。以上纪录片中的死者并非穷到去不起医院，而是与家庭、社会种种条件相配合，勇敢而宁静地追求死亡私权，至于“安乐死”之类更是早经全社会广泛争论，说来很朴素，也很奢侈。推想国中亿万同胞，适成反例：凡有条件得一病房而插满管子死，另是一种奢侈，亦且摩登，但毕竟少数，绝大部分中国人默然出生，默然而死，农村更不必说。近期某刊有位作者描述他乡村祖父的死，不过是狠心花点钱给老人弄碗鳖汤喝喝，此外也就缩在炕尾等死。而这老人有位孙子写出来，给若干读者读到了，也算得一种奢侈吧，不然“轻如鸿毛”，等同尘埃，有谁在乎呢——那纪录片中的几位死者也是平民，却以自己的死路，亲身给现代人权的万千细则，实践一份平实切当的可能。

死之意愿，因人事、宗教、国情而分殊异，或在医院，或在自家，不好强求对错是非，原是大可讨论的事。今天写这小稿，只因前时南方周末鉴于沙漠坟场的宏大构想，要我说几句，事后忽然记起那纪录片，试来对比这两种死亡的念头与现状，差别之甚。再借以上真实故事，申诉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此文写于5月11日，因翌日地震，故延后发表。）

本文原载于2008.6.5【南方周末】报E30版

这大半年……(二) 北婴

这大半年除了教学之外的另一件事是组建“陶冶教育剧场”和与其有关的一系列戏剧活动。这是我独一无二的小小创意，国内目前还没听说谁做过吧？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场概念，不错，我们的剧场是流动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剧院舞台。我们只是一个3人组成的“教育戏剧工作室”，策划和监制、推广与服务对象定制的剧目和项目。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演出了一个小型儿童剧；做了一个幼儿园为期3个月的故事剧场师资培训；现在正在做连续两期的儿童故事剧场夏令营。同时我们已经安排了11月赴英国与我的导师和英国TIE Big Brum 的交流和明年请他们访问上海的系列活动。下一步我们还想排练几个小型儿童剧去幼儿园、学校和社区演出。

当然，我们没有政府投入，资金来源是个大问题，但我们会努力想办法达到收支平衡。报纸对我的设想和工作做了报道，又有几个儿童单位表示愿意“订货”，我的学生和同事愿意参与工作，看起来我们除了钱，并不缺少什么 ，只要大家努力去做，劳务费总是可以得到的。不过，说实话我在其中都是义务工作的，没有报酬我也乐在其中。因为这个创意实现了我在上海推广教育戏剧的畅想，是我在戏剧学院教学的实践基地。两年后我将停止这些工作真正退休，希望那时候可以交给后来者一个成熟的教育剧场。

大半年过去了，年底前除了十一月初去英国交流，十月还要去埃及参加国际实验戏剧节。这是登上非洲大陆的北端，这样我的旅行就又多了一个大洲。（除了南极洲只剩下一个南美洲没去过了，那是2010年的计划，那时我将去巴西参加国际教育戏剧会议。）十一月下旬从英国回沪后还要参加上海国际艺穗双周戏剧节的社区戏剧研讨会，准备论文，策划学生参与行街艺术展示等。

说起来事情真的很多，倒是在地震的那几日停止了一切忙碌，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在悲哀和泪水中无可奈何。明年依然会很忙，一个是准备参加明年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女剧作家会议（我被选为会议筹备的中国志愿者），另一个是协助筹备在香港举办的亚洲妇女戏剧会议等等，依然很忙。

我想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允许，愿意去做些事情，那么做到老也做不完的。所以，准备2010年后所有的国内外戏剧活动都不参加了，我已找好了各方面的接班人。留下一点时间给自己写一点最后想写的东西。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还能再活十几年已是万幸，八十岁就满足了，不愿意病病歪歪赖活着挨那点最后的日子！

 这大半年……（一）北婴

这一年的事情太多，以至于还不到年底我就想小结一下了。除了日常在戏剧学院和国际文化学院教书以外，还参与了有关社会表演学的学术研讨会。这些是正常的本业，也不值得多说什么。现在想说的是我干了一件“闲事”，正是这件闲事使我在大地震之前的几个月忙得不亦乐乎。

 年初，我去闵行区文化局社会文化管理科咨询，想和两个朋友建立一个教育戏剧工作室。苏科长听我阐述之后，认为是个好设想，但建议我不如扩大规模，把住在闵行区的退休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发挥余热。我听了虽然不是自己的意愿，但确实是件好事，我愿意作为志愿者来成全这件好事，但不愿出面领导这个工作。

 我知道上海专业戏剧院团的许多退休者都住在闵行区、而许多年轻的后起之秀也都在闵行区买了房子，因为这里新建的许多小区距离戏剧院团集中的徐汇区较近，这里的住宅是许多人的首选。另外许多民间戏剧团体也都设在靠近闵行区的边沿地区。

从苏科长那里我也得知，闵行区明年将建成一个1000人座位的大剧院、一个600座位的中型剧院、4个200-400座位的报告厅和小剧院。新建的剧院设施除了引进市区的剧目演出外，需要有本地的剧目充实演出市场。但本区并没有什么演出团体，需要组建演出团体去充实。

再者，现在的闵行区的大批“移民”总人数已经超过本地原居民两倍，大多数新居民的文化层次都比较高，而本区的文化艺术设施原本已经不适应这种新局面。但目前还没有一座与现状适应的剧院，新建的剧院群将使本地居民不必再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去看戏了。

另外，这些年群众文化开展向社区倾斜，每个街道社区都有设施良好的文化中心和一个小型剧院。不过开展戏剧活动基本限于戏曲学唱和音乐舞蹈，根本没有话剧活动，更没有新概念的社区戏剧活动。急需在每个社区建立一个群体参与的戏剧工作坊，开展新概念的戏剧活动。

我们那些退休的同事，有些人确实觉得闲得无聊，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他们欢迎这个创意。我们决定取名为“闵行戏剧人学会”，我决定把那些NGO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非职业戏剧人也组织进来，因为这些年一直从事教育戏剧和社区戏剧活，观念中对他们一视同仁，何况我们这也是个NGO组织。

调查、摸排了我们的队伍，大约有七八十人，大都愿意参与活动。于是我开始了组建协会的策划、组阁、筹备等文件和其它准备工作。大地震使一切中断了好久，现在终于接近尾声，选择了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并从事多年NGO戏剧演出活动的年轻人担任会长和法人，进入民政局正式注册。我的筹备志愿者工作结束了，只在其中担任一个副职，因为我组建的“陶冶教育剧场”将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名行戏剧人协会。

我知道协会建成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具体的事，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能开展演出事业丰富闵行区的演出市场，这是需要钱财投入的事情，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这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以胜任的，但我还是做了一个未来工作规划建议交给新会长，希望他们能把协会及其所辖的两方面工作——专业舞台演出和民间社区戏剧活动，同时开展起来。

吴宓：“革命年代”不忘仁义道德

蒋书丽　文
刊发时间：2008-07-01 08:01:48　《文摘报》

       翻过《吴宓日记•续篇》第一、二册（主要记录50年代的生活），可以看出吴宓（1894年～1978年）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 ，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解放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70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30年里，吴宓正如1934年曾为他写过小传的温源宁说过的那样——“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坚守。（《书屋》2008年第6期）

详情请上“选择与尊严”网站：www.xzyzy.com

       地震！震裂了大地，震裂了我的心！

       整天守在电视机前，收视中央台和四川台的滚动播出。我的泪水流了又流。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不知道该写下那种心情，我想说的太多太多，却又一个字也写不出。我明白，长歌当哭是要在痛定之后的，可这痛太深太重太长，我们可怎样排解？
面对着天大灾难，我们不怨天尤人，只有行动起来救灾救难！
 我曾哀叹如今国人的道德滑坡、社会的世风日下。可这次大灾难面前，中国人承受苦难、勇于奉献的精神让我感动。面对那些死难的同胞、孩子；面对那些失去家园、子女的老人；面对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嗷嗷待哺的幼儿；面对着大片、大片的废墟我们怎能不痛彻肺腑！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救起哪怕是仅仅一个人。
       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灾难，我这样一个没有体力的老人能做什么？唯一的就是尽自己的可能捐出一点点钱，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不问是否需要我的这点钱、不问这钱是否会到达灾区，相信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贪婪的人也会收敛起贪欲，不做泯灭人心的蠢事。14日捐给红十字会钱之后，我女儿也告我她整天守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而且毫不犹豫地捐出了比我多得多的善款。
       地震震裂了大地、震倒了无数建筑、损失了无数财产、几十万人受伤，最痛心的是埋葬了我们的几万个同胞！但这次救灾行动的迅速、有效使我对我们的政府、军队、媒体、社会团体、志愿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中国人充满敬意和热爱。
       八天过去了，如果还有没救出来的人，恐怕也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我深感痛心的是那些埋在废墟中的中、小学生，他们一具具小小的遗体怎不令人痛裂心肺！那些原本应该坚固的校舍却只是毫无抗震能力的墙体构件；规定中小学校建筑不得高于五层，他们却建到七层，且毫无抗震能力。那些可怜的孩子就这样被压在了废墟的底层，毫无生还的可能了！
       呜呼！让我说什么好！是徇私枉法？是中饱私囊？还是玩忽职守？在这样的劣质建筑面前，责任怎么能不追查？！这是拿多少孩子的生命换来的追究，我们活着的人们怎可以以一个“天灾不可抗”就放过那些偷工减料、徇私枉法者的“人祸”责任追查？
 2008.5.20

昔日楚天今苍凉，
大夫悲叹汨罗江。
权以碧草襄如玉，
不闻离歌余酒香。

端午徐世同随笔贺拜

和曰：

未道苍凉已苍凉，
大夫不投汨罗江。
而今川北情更切，
何处茶香似酒香。

端午和世同仁兄
 
 
2008年6月7日

又有三位专家说话了
 
朱正琳

       又有三位专家说话了，他们指出：“此次巨大地震的强大破坏力是造成建筑物大量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将地震作用下房屋的倒塌全部简单地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见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04日05:19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专家称不能将房屋倒塌全部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我想他们是对的。地不震房屋怎么会垮？房屋在没有外力作用下自己垮了，那才能“全部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
       专家们又指出：“同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受损程度不一，但这并不能说明严重倒塌、损毁的建筑物就一定有质量问题。要弄清楚真实原因，应该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科学的调查分析作出结论。”我想这话是对得不能再对了，否则还派专家们去干什么？人们最想听到的不就是专家们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请一幢楼一幢楼地说。
       专家们还指出：“同一地区相邻楼房受损程度不一的奇怪现象，也与建筑场地地质条件和波的传播过程密切相关。”我想这恐怕也是对的。地震波可没长眼睛，“地质条件”合适的地方它自然就闹得欢些，它怎么会知道地面上是不是教学楼？有没有孩子？对不起，我失言了，专家们可是绝口未提教学楼的。他们只说“房屋”或“建筑物”。
       专家们最后指出，由于“地震还有许多谜等我们去解”，“人们对地震过程的了解还有很多未知区域，具体情况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这话当然又是对得不能再对的，不过听上去却好像有点玄。这意思是不是说，专家们的调查或者说是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具体分析”，还得等把“许多谜”解了之后才有结论呢？但愿不是。
       几位专家的名头我就不说了，新闻里有。而且，我相信日后历史书里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