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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旭:在中国实施缓和医疗刻不容缓

作者: 来源: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更新日期:2015年03月19日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递交有关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的提案,呼吁将缓和医疗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癌症缓和医疗早已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缓和医学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特别需要考虑到患者和家属“躯体、精神心理、社会和灵魂”的需求。

  胡定旭在提案中提到,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实施缓和医疗已经刻不容缓。令胡定旭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缓和医疗几乎还是空白,医学院还没设立独立学科,医院还没有缓和医疗病房,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现在医改有很多问题,对卫计委来说,缓和医疗估计不是最重要的。”胡定旭告诉财新记者,两会期间他见到协和医院院长,问及能否考虑做缓和医疗,院长回答“医院这么大,缓和医疗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提案要找个时间再谈谈。”

  而在胡定旭看来,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缓和医疗,“病人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让病人走得更有尊严,这很重要。”胡定旭说:“病人临近生命末期时到哪里去?缓和医疗病房才是最好的去处。”

  谈及费用,胡定旭根据香港经验判断,“缓和医疗是非常节省。”他介绍,在香港一个人生命末期的医疗费用占到一生医疗费用的90%,北京的统计是80%以上。根据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掌握的数据,在江浙地区进入缓和医疗病房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是24天,最长6个月。“一个进入生命末期的病人,如果进入普通医院或ICU病房,平均费用是一万五,进入缓和医疗病房人均费用五千。”周大力说。

  目前,缓和医疗成为文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胡定旭认为,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当他们进入生命末期时,“必须有相应的专科病房接纳并实施缓和医疗。”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大城市选择养老和医疗机构进行试点,并在试点中将缓和医疗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与居家养老政策相配套在社区医院中设立缓和医疗病房;提高缓和医疗医护人员待遇并提供必要培养等。

  周大力介绍,目前上海走在全国推广缓和医疗的前列,费用纳入医保。推动这次变革的,是2012年青年教师秦岭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的一封长信,信中记录了患肺癌晚期的父亲无处可去:“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医院普遍受到的费用和病床工作日标准的制度限制。

  在俞正声的批复下,上海市卫生局开始重视临终病人的需求,派出医疗团队到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学习缓和医疗。目前上海的社区医院都开设了缓和医疗病房,并纳入医保。

  但在北京,2006年出台的一个“一刀切”政策,命令绝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消了病床。这使得社区内相当数量的老年病、慢性病和晚期肿瘤患者的就医之路愈加困难,只能涌入邻近早已不堪重负的三甲医院。也令社区医院提供缓和医疗病房变得格外困难。

  财新记者了解到,香港发展缓和医疗也不是一步到位。1982年,在几位神职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主导下,圣母医院设立了“善终服务关怀小组”。随后的几年一些医生开始推进“宁养家居护理计划”。

  1993年,时任港督彭定康将缓和医疗纳入公共医疗体系。他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别指出:“尽管医学进步,仍有人要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一个文明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病患获得安宁疗护并维持尊严。”然而仅有慈善服务是不够的。终于在1998年,在一些医生的不懈努力下,缓和医疗在香港确立了专科地位。2008年,施政报告将缓和医疗服务对象由癌症末期病人扩大到末期肾症病人。

  截止目前,香港共有16间缓和护理中心提供舒缓医疗服务,病床总计三百多张。收费按照香港医管局收费标准。以沙田医院为例,香港居民住院一天,打包费用只需100港币。上门居家服务,一次收费在100港币以内。